杜甫草堂，顾名思义，就是杜甫居住过的草堂，也就是杜甫的家。杜甫终生穷苦，他的家当然不会是雕梁画栋的豪宅，而只能是简陋的草房。杜甫一生飘泊四方，曾在许多地方安过家。所以杜甫在许多地方留下了草堂，保存至今的还有好几座，它们分别坐落在甘肃天水市(唐代的秦州)城南麦积镇的八槐村、甘肃成县(唐代的同谷)城东南的飞龙峡口，以及四川三台县(唐代的梓州)城外的牛头山山顶，它们的名称都是“杜甫草堂”。但是，首屈一指的杜甫草堂当然是成都的那一座，它不但名声最响，规模最大，而且也是杜甫居住时间最长，杜甫本人最喜爱的一座草堂。那么，杜甫是中原人士，他又始终心系朝廷，怎么会把家安在远离中原的成都郊外呢?志在天下的杜甫怎么会把成都草堂视为他的安身之所呢?杜甫晚年写过这样两句诗：“支离东北风尘际，飘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杜甫寓居成都草堂，就是“飘泊西南”的结果。我们先从杜甫入蜀的经历说起。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七月，杜甫抛弃了华州司功参军的官职，携带着一家老小前往秦州。杜甫弃官的原因是什么?《旧唐书》上说是此时关内爆发了严重的饥荒，杜甫的菲薄俸禄无法养家活口，于是弃官西去。从表面上看，这种说法有相当的理由，当时关中地区确实发生了大饥荒。《老子》说得好：“大军之后，必有凶年。”安史之乱这种大规模的叛乱，必然带来严重的饥荒。果然，就在乾元二年，严重的饥荒终于降临了。这年的夏秋两季，久旱无雨，天气炎热。天灾已是十分可怕，人祸更是惨不忍言。就在这年春天，杜甫从洛阳返回华州，途中看到饱受战乱蹂躏的农村之惨状，写出了流传千古的“三吏”、“三别”。天灾加上人祸，不爆发饥荒才是怪事。据史书记载，当时正在邺城围攻安史残军的郭子仪的军队缺乏军粮，士气不振，终于造成溃败。连大唐军队都缺乏粮食，平民百姓还能有饭吃吗?在这种形势下，官位低下、俸禄菲薄的杜甫无法养活他的一家老小，于是弃官西去。至于为什么西奔秦州，而不向东方，也就是不向杜甫的故乡洛阳逃难，则可能是因为这时洛阳一带仍是烽烟时起，杜甫只能向西而逃。
　　然而，上面的理由其实是不够充分的。因为杜甫虽然只是华州司功参军，是个低品级的地方官员，但毕竟有着一份正常的俸禄收入，而且应该足以养家活口，当然只够过清贫的日子。我们知道杜甫是经常在诗歌中啼饥号寒的，他过惯了穷苦日子，并不以哭穷为耻。但杜甫在华州所写的诗歌中并没有啼饥号寒的内容，可见他在华州的生活并未陷入绝境。况且他弃官以后就成了一介平民，秦州又没有什么谋生方式在等着他，很难想象他在华州当官倒过不下去，逃到秦州去当难民反而有改善生活的希望。所以杜甫弃官西去的主要原因不会是由于饥荒。那么，杜甫究竟为什么要弃官西去呢?
　　众所周知，杜甫本来是一心要从政的，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只有从政才可能实现他的人生理想，那就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也就是让皇帝变得像尧舜那样贤明，让天下的风俗变得像上古那样淳朴。这是儒家的基本政治理念，也是杜甫终身向往的政治理想。杜甫曾在长安求官十年，即使屡遭挫折，贫困潦倒，“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同上诗)，也不肯离开长安，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理想。天宝十四载(755)冬天，44岁的杜甫好不容易当上了一个叫做“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官职，是个从八品下的微职，其具体职务是掌管太子东宫卫队名单及驴马等事务。可是杜甫并没能在这个低级官位上呆多久，因为安史之乱很快就爆发了。经过接近两年的颠沛流离，杜甫才从沦陷的长安逃出，来到唐肃宗的临时政府所在地凤翔(今陕西凤翔)，当上了“左拾遗”。社甫生性老实，又一心要报效朝廷，所以真的为朝政拾遗补阙起来。没想到这样就得罪了唐肃宗，从此被朝廷疏远。长安收复以后，杜甫随着朝廷回到长安，不久就被排挤出朝，被派往华州任司功参军。按照唐代的制度，华州这样的中州，司功参军的官品为正八品下，比起左拾遗来还高了一级。但是左拾遗的职责相当重要，而司功参军的具体职务是管理地方上的官吏考课、选举、祭祀、学校等事务，繁杂琐碎，在以天下为己任的杜甫眼里，当然远远比不上左拾遗来得重要。杜甫来到华州后，发现案头文书堆积，打发不清，更是心烦意乱。
　　那么，杜甫弃官是嫌司功参军的官职低下吗?也不是。当初他被任命为从八品下的右卫率府兵曹参军，不也接受了吗?所以更重要的原因是此时的杜甫对朝廷的政治彻底绝望了。早在乾元元年(758)六月，杜甫被排挤出朝廷前往华州，当他骑马走出长安的金光门后，回头眺望皇城里的千门万户，感慨万千。他想到自己在一年前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从这个城门里逃出，穿过官军与叛军对峙的战场奔赴凤翔，真可谓赤心报国。如今落得这样的下场，被唐肃宗无端猜疑，还被排挤出朝。想到这里，47岁的诗人不禁牢骚满腹，他吟诗说：“近侍归京邑，移官岂至尊?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至德二载甫自京金光门出间道归凤翔乾元初从左拾遗移华州掾与亲故别因出此门有悲往事》)嘴上说我受到排挤不是皇帝本人的意思，其实是在说反话，杜甫清醒地意识到正是自己忠心报国，直言进谏，才得罪了唐肃宗本人，当然同时也得罪了唐肃宗身边的皇后张良娣、宦官李辅国等人，所以才被疏远，才受排挤。从楚国的屈原开始，忠而见疑就是最让人感到冤屈伤心、心灰意懒的遭遇，杜甫也不例外。
　　此外，此时的唐皇朝虽然收复了长安，国家本应出现中兴的局面，可是由于唐肃宗是自行宣布登基做皇帝的，他对于已经变成太上皇的唐玄宗心存疑虑，总是担心唐玄宗或是唐玄宗的亲信会发动复辟夺回皇位，所以不但对唐玄宗本人采取了类似软禁的措施，而且处心积虑地把唐玄宗的旧臣统统排挤出朝。杜甫既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希望朝廷上下团结，又出于传统的道德观念而希望玄、肃父子和睦，所以对这种局面痛心疾首。同时，此时的朝政混乱不堪，唐肃宗软弱无能，内受制于皇后张良娣，外受制于宦官李辅国。朝中的臣子则忙着争功邀宠，对于如何清除安史叛军的残余势力，如何重整朝纲，反而毫不留意。正像杜甫所讽刺的那样：“攀龙附凤势莫当，天下尽化为侯王。”(《洗兵马》)对于一心盼望着大唐帝国从此走向中兴的杜甫来说，这一切使他大失所望。所以，当杜甫弃官西奔来到秦州后，他写出了两句牢骚满腹的诗：“唐尧真自圣，野老复何知?”(《秦州杂诗》)意思是皇帝真是圣明啊，我这个乡下老头又懂得什么?这两句牢骚之意如此明显的诗句从忠君意识极其浓重的杜甫嘴里说出来，表明他对朝廷的政治已经彻底绝望。于是杜甫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关辅地区，永远离开了充满着险恶漩涡的政治中心――长安。
　　杜甫的弃官西奔，对于他的实际生活来说，实在是个不明智的举动。因为失去当官的俸禄以后，杜甫也就失去了谋生的手段。年近半百的他又何以为生呢?果然，当他带着全家翻越高峻的陇山，在萧瑟的秋风中来到秦州后，立即在生活上陷入了窘迫的境地。秦州地处边陲，气候寒冷，并不是物产特别富饶的地方。杜甫在秦州只有两个故

人，一个是他的族侄杜佐，另一个是僧人赞上人。赞上人曾在长安的大云寺当方丈，并与房�相交甚厚，因而与杜甫相识。如今在秦州与杜甫相遇，可算是他乡遇故知。所以杜甫在秦州的诗中多处说到这个赞上人，还曾与他商量在秦州找个安身的地方，但是并无结果。杜佐是杜甫的远房族侄，居住在秦州城南的东柯谷。杜甫来到秦州后，杜佐对他相当热情，曾给杜甫送来粟米和蔬菜，但是也没有力量给杜甫太大的帮助。杜甫本来想在秦州盖个草堂长期居住，结果未能如愿。杜甫在秦州停留了三个月，在诗歌创作上大获丰收，总共写诗八十多首，其中单是被后人选进《唐诗三百首》的名篇就有五首!但是他在生活上则是一筹莫展。三个月以后，他又带领全家人离开了秦州。
　　杜甫离开秦州的直接原因，似乎是受到了同谷县县令的邀请。同谷位于秦州之南二百六十多里，气候比秦州温暖一些，物产也丰富一些，这对缺衣少食的杜甫当然很有吸引力，于是杜甫又带着全家离开秦州，他在《发秦州》这首诗里坦率地说：“无食问乐土，无衣思南州。”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杜甫全家于十一月到达同谷。不知何故，杜甫在同谷并没有得到那位县令的帮助，全家顿时陷入绝境。白发蓬乱的诗人只好亲自手执木柄长铲，到白雪皑皑的山间去挖掘黄独的块茎。可是黄独的苗早已枯萎，地上又覆盖着厚厚的一层雪，又怎能挖到那些埋藏在土里的块茎呢?杜甫空着双手回到家里，一家老小饿得有气无力地靠在墙壁上呻吟。就这样捱了个把月，杜甫便带着全家继续南下，直奔成都而去。
　　俗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换一句更准确的俗话，那是“天佑善人”。乾元二年年底，48岁的杜甫终于走完了那条蜀道，就是李白在《蜀道难》中淋漓尽致地描写过的“难于上青天”的艰险山路，来到了成都这个“天府之国”。成都远离长安，中间又隔着千难万险的蜀道，从而隔绝了在中原燃烧已久的战火，为远道而来的难民提供了一个庇护所。三年前因安史之乱而西奔入蜀的唐玄宗便是直奔成都，杜甫曾写出了“清渭东流剑阁深”的诗句(《哀江头》)。如今杜甫自己也前来成都，更是百感交集。他在《成都府》里写道：“我行山川异，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大江东流去，游子日月长。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簧。……自古有羁旅，我何苦哀伤!”虽然杜甫身处异乡，虽然他举目无亲，但他清楚地认识到成都是一个繁华富饶的大都会，气候温暖，人民富足，这里很可能成为自己及家人的安居之所。所以他安慰自己说：自古以来就多有羁旅之事，我又何必为远离故乡而哀伤呢?
　　果然，成都没有辜负杜甫的热诚期望。如果说杜甫前往秦州是轻率而不成功的举动，那么他来到成都就是明智而成功的决策。在成都迎接杜甫的不但有温暖滋润的气候和丰盛美好的物产，而且有热情好客的人民和善良可喜的风俗。自从安史之乱爆发以来，杜甫在兵荒马乱的环境中经过了将近四年的飘泊生涯，受尽了战乱和穷困的双重艰辛。就像一个在崇山峻岭中艰苦跋涉的旅人终于走进了一个温馨的旅店，就像一艘在惊涛骇浪中漂浮多时的小舟终于驶进了一个安全的港湾，我们的诗人终于来到成都，并在那里获得一个安居之所。这个安居之所日后成了中华文化史上的一块圣地，它就是成都的杜甫草堂。